探寻大理弥渡花灯

大理弥渡县，民间花灯表演活动十分盛行。

“城乡无处不灯”，是弥渡自古以来就有的旖旎风情。弥渡人把花灯演唱与龙狮组合表演，称之为“玩灯”、“闹花灯”。玩灯的古规十分考究，县内多数地区每年从正月初二开始，至正月十二、十三结束。玩灯的准备阶段称为“团灯”，各村一般由当年生育男孩的家长担任“灯头”组织灯班，负责筹集资金和召集人员扎裱龙狮，聘请德高望重、擅长表演的民间艺人到灯班主持玩灯的全过程。玩灯前，举行“接灯”仪式，结束时“谢灯”，祭祀“龙王”、“水神”，祈求一年平安。灯班边舞边行叫“过街灯”，在固定地点表演叫“团场灯”。

玩灯除了在大街小巷、广场、村头等公共场所表演外，还挨家挨户表演“门户灯”。出灯前预先向主人送“灯贴”，龙腾狮舞中，由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人根据主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现场编作恭贺之词，祈祝合家吉祥，财旺家兴，主人燃放鞭炮，馈赠红包。所得红包收入，用于灯班支出。

“大鼓响，庄稼长”，人们春节玩灯，是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因此，耍龙舞狮唱灯也称“太平灯”。

然而，弥渡县民间花灯表演艺术活动，就不仅限于在春节了。花灯文化几乎融入了弥渡人一年四季的一切民间活动和生产生活中。民间的祭祀活动唱祭祀花灯，盖新房“垫土”(奠基)表演花灯折子戏，洞经音乐也有用花灯唱经的。规模较大的洞经音乐会，最后的仪式以唱“簸箕灯”结束，表示功德圆满，皆大欢喜。“年年有个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弥渡人看灯有《看灯调》，五月栽秧唱《大舜耕田》，“我五月栽秧水又深，栽秧打失绣花针……”；喝酒唱起《一杯酒》，“一杯酒，满满升，妹陪小郎把酒斟，金杯歇在银盘上，郎一杯来妹一杯……”

喜庆花灯表演就更盛行。全县有１个专业花灯剧团，１３０多支民间业余花灯队，县委、县政府命名的“花灯世家”有１００户。每逢遇上节日或庆典，搭台演花灯便是民间的好时尚。

弥渡历史悠久，是云南花灯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这里东接昆明，南往临沧、思茅，西赴瑞丽畹町，北至丽江，古称“六诏咽喉”。重要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纵横交错、铃声不断的古驿道和喧嚣的茶马驿栈，至今依稀可见的白崖(今红岩)、隆庆关、密祉等古驿道，留下了兵家征战的刀光剑影，也留滞了马帮驮来的中原文化。

据云南省博物馆对弥渡县青石湾村石墓的发掘调查和对苴力出土的战国青铜鼓的考证，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弥渡就进入了农耕时代。现存的南诏铁柱和传承久远的每年正月十五“祭柱”仪式，以及农历二月初八、二月十九、火把节打歌和阿尼山歌会等民间活动证明，居住在弥渡的主要是彝族先民。隋唐以来的长年征战和元、明以后的军民屯垦，大量的中原汉族落籍于弥渡。明万历《赵州志》记载，当时的弥渡(今弥城镇)已是各省游民杂居之地。

花灯随汉族何时传入弥渡?有道“灯从唐王记，戏从唐王来”，至今保留的灯神牌位仍然直书“大唐老郎神君”便是佐证。民间老艺人说，是老祖公当兵到云南带来的；或曰起于元明，花灯中的大脚婆直饰的就是明太祖的马皇后。清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师范(弥渡县武邑村人)所辑的《滇系•杂载》中记叙：“元夕家家燃灯，亦有鱼龙走马及鳌山诸戏……歌舞在旦。”

花灯传入弥渡，与本地彝族先民的古老文化以及毗连大理地区的白族文化兼容并蓄，濡染出弥渡风雅而多彩的民俗、民间文化。《滇系》中收录了《山歌九章》，师范注释道：“右山歌九章”，皆田间所唱，不知始自何人，其音调较子夜歌为古。“子夜歌”即“吴歌小曲”，明代流传于江南；“不知始于何人”，说明早在清乾隆年间以前，就在弥渡民间广为流传。汉族民间艺术和“吴歌小曲”传入后，在弥渡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和彝族、白族的山歌小调、文化语言相融合，形成了弥渡花灯曲调和花灯歌舞。弥渡流传的《孟姜女寻夫》、《新十杯酒》与上海的《春调》基本是同一支曲调；《叠断桥》与江苏民歌《茉莉花》也有一些曲调相似；《一杯酒》、《虞美人》等曲调则和全国许多地区的曲调大致相同；花灯调《一压三》的曲式结构、调式色彩和白族《一字腔》、《白族调》相同，具有白族《吹吹腔》的特点。而《十大姐》、《绣罗裙》等曲调则富有浓郁的彝族山歌小调的韵味。

现代交通发展改道，致使古驿道随之废弃。原来由古驿道连缀的密祉等一些地区被封闭起来，花灯这古老的民间艺术活动以它的自娱性、娱人性和祈神求福的功能被保留了下来；而公路贯通的弥渡坝子则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快，加之民间艺人对民间文化的二度创作，又使得弥渡花灯成为大众文化，得到长足发展。